社会组织要成为能炼出超级合金的高炉

    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由于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利益群体不断增多，利益冲突日益加大，政策出台难度和改革举措推进难度也随之加大，政府比以往更加需要社会组织发挥智囊与桥梁纽带作用。

优秀的社会组织能将原本普普通通的“矿石”冶炼成比黄金还昂贵的超级合金。末流的社会组织就像农村的小土炉，任“矿石”多么好，只能炼出没有价值的“土钢”。令人叹为观止的草根发明家创业者的事例告诉我们，民间有的是人才，关键问题是社会组织怎样才能成为“最牛高炉”？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

优秀的社会组织是行业智库、创新摇篮

    记者：您曾经有个提案“发挥学会优势，促进教育科学研究”，社会组织在哪些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钟秉林：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企业等比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广泛性。例如，中国教育学会的会员中既有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教育管理者，也有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人员。二是实践性。中国教育学会的会员多是来自基层和一线，他们对于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识比较深刻，对于教育教学改革的需求也比较迫切，所以他们做的研究比较接地气，一旦有了成果之后，便于推广。三是客观性，或者说是中立性。社会组织不是政府部门，不具备公共管理的职能，也不同于学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她始终坚持公益取向。这样一种特色有利于社会组织凝聚力量，组织合作研究或协同攻关。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将进一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今后社会组织在国家的改革和发展事业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记者：社会组织作为合作与发展的平台，作为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工作重点？

    钟秉林：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平台，一个载体，要很好地把优质资源吸引、整合到这个平台上，然后再把这些优质资源转化为面向从业者和决策者的服务项目。社会组织既要搭建一流的研究平台，也要搭建好推广平台。目前我们学会重点打造的研究平台包括中小学班主任专题研究中心、学前教育专题研究中心等，打造的交流平台和推广平台包括专家沙龙、学术年会等。近年来，中国教育学会还利用自身平台组织专家力量，到县里、市里，和他们共建综合改革实验区。通过上述平台，很好地发挥了我们的资源优势，为教育改革和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社会组织要自力更生，但政府要积极扶持优秀社会组织

    记者：社会组织是否可能出现由于挂靠单位的权力集中程度和财力等原因导致的“马太效应”？如果有这种可能，又该如何应对？

    钟秉林：社会治理改革的方向是让社会组织脱离挂靠单位，以理顺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关系。将来新建的社会组织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挂靠单位，全靠自己开拓。原来有挂靠单位的，如果在开放的环境下能发展得更好，它都可能愿意与挂靠单位脱钩。所以社会组织要增强竞争意识，在各自的领域中，务实进取，在政策咨询，开展研究等方面，踏踏实实做出点有分量的东西出来，提高自己的声誉与

竞争力。当然，对于优秀社会组织，政府要积极扶持。

    记者：中国教育学会是否有过资金短缺的情况？您曾经提到社会组织得不到税收优惠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对中国教育学会发展的制约有多大？

    钟秉林：过去也有过，目前来讲，问题不是特别大。我们开展的一些活动和研究工作能得到有远见的企业和个人的一些资助。学会充分利用政府转变职能的契机争取到了教育部一些项目。比如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建设。2014年，学会参与了全国基础教育教学成果评奖程序的制定和评审专家队伍的组建等工作。此外，学会还承担了教育部有关司局委托的课程改革、教师发展、学校安全等多项研究课题。

    当然，作为公益性的社会组织，我们也要争取税收方面的优惠。但无论税收政策如何，学会的宗旨都会是“学术为本，服务立会”，这是不会变的。

政府、社会组织和高校都要重视信息技术和资源、数据的共享

    记者：不同的政府部门、高校、社会组织都在做网络平台建设，也都在开展一些调研。社会组织与政府机关及高校之间怎么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提高数据与网络信息资源的使用效率？

    钟秉林：政府、社会组织和高校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源，如果其他组织的研究人员或有关的决策人员不能加以充分利用，是非常大的浪费。所以一定要打破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高校之间的壁垒，摒弃本位主义思想，开放这方面的数据和资源。政府部门的一些统计数据信息，也要有选择地对社会开放，特别是对社会组织和研究机构开放，以提高数据资源使用效率。